特别节目

9月16号到18号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由 “北京之春“和”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共同举办的文革六十周年研讨会，邀请中国和海外专家学者、民运人士和媒体人士参加。这次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先生指出，文革过去60年了，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与自由民主制度的竞争中，专制体制、尤其是共产专制完全失败。20世纪90年代东欧变色，苏联解体，德国统一，冷战结束，众多共产专制国家纷纷宣布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抛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那一套。但中国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中断了民主化进程。中共蜕变为一个利益集团，在一党专制的保护伞下，走特权腐败之路。 我们本次节目请费良勇先生来谈一谈本次研讨会的相关情况。 法广：选择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以及研讨会这种形式反思文革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费良勇：文革已经过去了六十周年了，但是它的影响一直到现在，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文革2.0时期”，跟“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当然现在的形式跟“文化大革命”不一样。那个时候有红卫兵，有破四旧等破坏活动，现在采用的是最新的 科学技术，比如说网络来控制，包括人脸识别等新的技术对人民用大数据进行全面控制。 而且，习近平也走向了个人崇拜、个人独裁之路，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建立很多工作小组，自己担任组长。这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建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自己把政府机构排斥了，大权抓到自己手上。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召开六十周年文革研讨会，并不仅仅只是研讨历史上的文革，而实际上它的落脚点是现在的情况。我们通过研讨文革，把文革的灾难，当时的理论、实践重新再现，要让广大的那个人民群众来看一看，比较一下现在的中国。中国现在是在文革2.0时期，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我们中国会真正进入二文革，受第二茬罪。…

熟悉电影节，尤其是与亚洲有关电影节的观众可能经常会看到NETPAC这个奖项，在这六个英文字母缩写的名字全称中文翻译为：亚洲电影促进联盟（英文：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缩写：NETPAC），也译作亚洲电影振兴组织、亚洲电影振兴机构或音译为“亚洲电影奈派克。这是一个泛亚洲文化国际组织，涉及电影批评、电影创作发行行业、电影节等，致力于提升亚洲和太平洋电影的知名度，甚至被圈内认为是亚洲电影复兴和发展的领头羊。今年八月底，这个对法国人而言名不见经传的奖项突然获得不少法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究其原因，原来法国沃苏勒国际亚洲电影节的联合创办人玛蒂娜·泰鲁阿纳 （Martine Thérouanne）被约120 名成员以及该组织的另外 8 名董事会成员（来自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伊朗、中国等国家）共同推选为主席，也是首次由一个法国人担任这个职务。 玛蒂娜·泰鲁阿纳是谁呢？说起来，她和先生让·马克 泰鲁阿纳 （Jean-MarcThrouanne)在亚洲电影圈里几乎人尽皆知。出于对亚洲电影因热爱，当年担任沃苏勒中学资料员的玛蒂娜·泰鲁阿纳让 马克于1995年创立了法国沃苏勒国际亚洲电影节的创办人，30多年坚持下来，他们和电影节在亚洲电影圈里几乎人尽皆知，他们对亚洲电影因热爱而熟知程度令人惊叹。玛蒂娜现任电影节总经理，让马克担任艺术总监。从创办之初的小规模开始就聚焦向法国观众推广来自亚洲所有国家的电影，现在已经发展称为欧洲最大的亚洲电影节，每年有3万人次观看他们精心选出的影片，而电影节从2003年开始就与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结缘，每年也都邀请评委来观影，评出他们心仪的最佳亚洲影片。 本次文化艺术节目有幸采访到玛蒂娜·泰鲁阿纳女士，谈一谈相关的故事, 欢迎收听。首先还是请她介绍一些这个机构： 玛蒂娜：NETPAC是亚洲电影促进联盟（（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的缩写。它由印度电影界的领军人物阿鲁娜·瓦苏德夫（Aruna Vasudev）创立，她被誉为“印度之母”，因为她毕生致力于推广印度电影，后来又致力于推广亚洲电影。她甚至在新德里创办了一个名为“Osiane Ciné Fan”的电影节。此外，印度还出版了许多关于亚洲的刊物。…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8月12号星期三在北京病逝。法新社的报道中指出，朱镕基被誉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主导了多项意义深远的经济改革，也致力于促成北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朱镕基在副总理及总理任上，前后12年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推行改革——改革国企、放松汇率管制、放开房地产市场、实施分税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整体上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了一大步，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发展速度最高的二十年。在经济学家看来，他任上推行的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之后几届政府鲜有突破。但同样普遍的共识是，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朱镕基也因为造成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加剧了中国社会不平等而受到民间批评。 本期节目，我们就采访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青，谈谈他的看法。 应该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法广：这几天刚传出了中国政府要用顶级的规格纪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百年诞辰，在江泽民执政期间的总理朱镕基去世了。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 李恒青：我想确实，应该是这个时代结束了。因为一个强权政权，强权领导人，如果有挑战他地位的人或势力存在的，他肯定不会高调纪念，也绝对不会做一些大背书举动。因为这是给他潜在的竞争者或者颠覆力量加分。尤其像习近平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中共内部经营自己的习家军政权体系，他深知权力斗争要一环扣一环。所以现在应该说江泽民力量已经非常式微了，唯一能够有一点挑战的力量，就是曾庆红，但是我想曾庆红在过去几个跟习近平的抗衡过程中，应该都是败下阵来。在这个背景下，借机高调纪念江泽民，一方面宣告斗争结束，时代结束，彻底改朝换代，现在的江山姓习了；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安抚作用，因为现在江、朱时代的人已经下去不少了，包括朱镕基的一大批爱将，也都一个个在秦城或者其他监狱里“会师”了。江泽民原来提拔起来的一些爱将都已经倒下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最后江泽民又被推出来，就用来安抚现在还没有以贪腐罪名被抓的人，比如像贾庆林…..俞正声也是那个时代的，但是他不算江派，他算是邓小平家的看门人吧，还有后来一些，比如刘云山，张高丽这些都是江泽民一手安排，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对他们进行一些安抚，能够在二十一大上一起使习近平有机会继续连任，我想这是习近平的一石三鸟的具体做法。 有评论称朱镕基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第七十九届戛纳影节已步入后期，参赛的影片也大部分与观众见了面，但并没有哪一部爆火、出挑成为影节现象级的大片。为此，本台采访了台湾资深影评人、法国费比西奖评审、卢米埃尔奖副总监梁志远先生，请他谈谈今年影节选片有哪些特点？ 法广：梁先生你好！. 梁志远：你好，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法广：戛纳影节开幕一个多星期了，主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奖的选片，你有什么感觉？. 梁志远：其实到现在为止，说实话，我对今年选片目前来说有点失望，我倒觉得前两年的电影还比较有深度，有质感，也比较好。因为前两年都有几部算是大片，虽然也不算是经典片，因为经典，最近几年来都越来越少了。 法广：大片是指美国拍的大片吗？. 梁志远：不是，我指的是，譬如说去年的那种是可以啊，三部西东啊，这些都算是大片的，就是影展的大片。我讲的不是美国大制片公司的片子，就是八大的片子，我指的是影展的大片，所以说不太一样。然后，说实话，因为前年有《Emilia Pérez》还有《Anora》算是影展的大片，然后像那年（同一年）的，再给了一个特别奖，就是戛纳金棕榈的特别奖，给伊朗导演的，我给的那个费比西奖的最佳影片《野无花果树的种子》。 今年目前来讲，看一些国际的评断的方式和一些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先看一下有两部片子，就像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的《故土》就是《Fatherland》。其实这部片子，它的黑白影像非常、非常的完美，而且他导演的手法非常纯熟，他（导演）的电影只要八、九、十分钟就可以把故事叙述完整，但是今年的故事我就觉得有点简单了，但是他的手法非常的纯熟。然后，今年应该说是唯一的一部美国片子《纸老虎》，就是詹姆士·格雷的《纸老虎》，也是一样，编导手法都是非常纯熟，演员都非常好，但是.......但是就没有多出一些东西来，让大家会觉得说真的是做影展的大作。倒是有点意外的是滨口龙介的《突如其来》，（影片）它三个多小时，但是讲的故事......应该说是一个日本导演能够把日本的一些故事跟日本一些语调融合到一部法国电影里面去，因为这个算是外国人拍的、一部蛮成功的法国片，其实这种感觉其实也跟那个《平行故事》很像，就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这部片子（《平行世界》））....其实喜欢的就很喜欢了，但是整个评价也不是这么样的好，但是我个人并没有觉得不好，因为我倒是就觉得说，也是一个伊朗导演，虽然是拍一部法国片，把法国片子拍的还蛮成功的。 法广：而且这部片子的那些演员都是法国的...…

1989年6月4号发生在北京市中心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事件已经深刻的烙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但在中国，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它已经成为了禁忌话题。在这一事件发生三十七周年之际，本台采访了法国汉学家、前外交官章泰年先生，请他谈谈对六四的看法。 法广：章泰年先生你好！ 章泰年：你好！ 法广：章先生，37年前的春季，北京街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今天，当我们在谈到”八九、六四"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章泰年：那是个非常恐怖的事件。我那个时候是.......很年轻嘛。我不在北京，我在老挝工作，给联合国组织工作，我太太是中国人，是北京人。（当时）我们俩在老挝的时候呢，因为老挝没有电视台，那个时候我们是通过那个泰国的电视，才看到那个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发生的那些事情啊，我们觉得非常恐怖！因为我太太有亲戚在北京，我们试过好几次，就是打电话、联系不通，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联系，跟北京没有联系。中国那个时候和全世界断绝联系了，就不再和我们联系，我们是暑假的时候，就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回北京看她的父亲、亲戚。那个时候北京的情况非常不好，人都害怕，都不敢说，都不敢提天安门事件。然后，我的岳父当时是个军人，是个高级军人了，他在机场接我们，然后用他自己的车，那个军人的车，司机开车去接我们，送回家。他在那个车里跟我们谈，刚刚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说是暴徒做的，我们不太相信，可是因为是她父亲，那时候，不敢回答，不敢反应。这就是这样了。那个时候，天安门事件在西方是非常...... 看得很多的一个事情啊。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还记得他当天说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国家枪毙，就是用枪、用暴力打向他的青年的话，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法广：这是您对当时最记忆深刻的画面的记忆。您曾经也说过，理解中国需要理解时间，而且不仅仅是理解政治。那么37年后的今天，六四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什么样一个位置呢？.您觉得..... 章泰年：没有什么位置，因为那个中国共产党不去纪念，也不去看那个天安门事件，所以人.......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人的记忆里就没有记忆，而除了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知道有一个美国女记者，好像写了一本书有关天安门事件，就是前几年她就问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对那个天安门事件有什么看法？ 她问了这个问题，问了好几百人次，然后好像最后那个结果是只有十五个年轻人就有一点印象，那等于说那个事件就已经不存在了！在中国。…

文革开始六十周年纪念之际，法广采访了著名法国汉学家白夏先生，请他谈谈从学者和亲身经历的双重角度对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思，感谢大家的收听。 法广：白夏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兼巴黎政治学院的名誉研究员，您对中国的历史有资深的研究，属于法国的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我们非常想请您谈一谈从您个人的角度，为什么喜欢研究与文革相关的中国的历史。 白夏：从我个人来讲，我开始学中文的。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法国当时对社会制度有很多意见的，我们都是想应该搞革命的。 那个时候一听毛主席语录，那就是造反有理。我们都觉得，哎呀，造反有理，就是那个合适我们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了。当然不是很仔细的，因为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我这是从中穿过法国的和美国的那些媒体，看一看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很快，就是过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好的，都非常支持的。 法广：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您当时正在法国。 白夏：我在法国这样，我在法国的高中，所以我我对这个就比较比较感兴趣了，跟他那个68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怀疑，可能有问题的红卫兵的，被镇压的，我们就觉得可能不那么理想。 后来当然我76年就入了中央科学院，所以那个时候我我就是开始做更详细的研究，做一个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旧金山的华侨。但是我还是继续对文革感兴趣了，就是说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研究，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好，就是75年，我得到中国的奖学金，所以我到了那个北京语言学院，后来到辽宁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二十五个，每年有二十五个法国学生到中国，两十五个中国学生到法国，所以当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关闭的，不能随便跟中国人聊一聊。我们有了这个经验，也做了那个开门班，学了什么，去了农村去了，去了工厂。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都是比较假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跟中国老百姓有什么什么交流，都是通过一些一些官僚的或者是干部有交流，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所以为的那个造反有理的，非常自由的都是不存在，我就发现了社会控制很严密的，这50年代开始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些第一手的经验，我们在房间有，有一个同屋是一个中国人，这是我都不可以去参加，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不可以随便与老百姓交流。…

本次“六四”三十七周年特别节目，要专访的是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郑旭光先生。他在八九民运期间参与发起北航学生自治会，并任“北高联”的常委，曾参与89年5月14号的对话，以及5月18号与李鹏的会面。在六四之后，他也名列当局全国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名单上，1989年7月遭到逮捕，91年被判刑2年。对郑旭光而言，还原历史真相就是纪念六四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广：今年有哪些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观察点和感想？ 郑旭光：“应该主要还是对八九历史多个侧面的挖掘吧，尤其是中共高层博弈的资料，譬如有《李鹏日记》，有赵紫阳的名为《改革历程》的一个自传，还有其他人对赵紫阳的采访。揭示出来的是，实际上在89年的（民运）过程中，高层决策展现出来非常丰富的一个面相，不像普通人认为的那么营垒分明，当然也有一些不广为人知的一些时间拐点。 比如说4月23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朝鲜。当天晚上，李鹏找到杨尚昆。杨尚昆建议他去找邓小平汇报，因为李鹏当时是接替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赵紫阳去访问朝鲜了，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去找杨尚昆，杨尚昆建议他向邓小平汇报，李鹏也请他去，杨尚昆同意了。 根据《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的记载，他们是见了邓小平，邓小平开始介入了对学运的处理。因为第二天4月24号是全北京市的学生罢课，面对这么一个事态，他们三个人等于在赵紫阳访朝期间形成了一个“三人同盟”，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导致了“4.26社论”。“4.26社论”是一个不解之结。因为推翻它就意味着邓小平决策的错误。而中共的十三大一中全会第一个决议——按照赵紫阳和鲍彤的说法——就是赋予了邓小平最终问题的决策权，而且他还可以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等于就是在赵紫阳访朝期间，邓小平做出来这样一个决策。赵在回国之后，一直是在做淡化的工作，要淡化这“4.26社论”的定性。李鹏和姚依林反对他否定“4.26社论”的倾向。…

2026法国戛纳电影节期间围绕法国富豪文森-博洛雷对文化创作独立性的影响的舆论风波重新将文化创作与政治的关系提上舆论前台。电影是否应当远离政治？ 其实，戛纳电影节从来不曾与政治绝缘。而面对波谲云诡的当今世界，2026年版戛纳电影节，政治元素也无所不在，或者通过展映影片，或者通过导演或演员与媒体的互动。 就在美国政府宣布以谋杀美国人罪名，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当日，古巴裔美国著名演员和导演安迪·加西亚（Andy Garcia）在戛纳电影节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就表示，他每天都梦想着古巴已经摆脱了一切形式的镇压。他表示，没有人希望战争，但古巴人民经历的严酷镇压和他们承受的苦难不是选项。不能接受。现年70岁的安迪·加西亚在孩童时代就离开了古巴。 他认为，古巴90%的居民都会赞成美国或其他国家出手干预，赶走那些统治者。 2007年曾摘走金棕榈奖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认为，电影就应该引发争论。在他看来，电影正慢慢失去真正表达所思所想的自由。他这次带来的影片《峡湾》讲述的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福音派家庭定居挪威后的遭遇。这个家庭初来乍到时，似乎很容易地融入了当地被认为是主张宽容并尊重少数群体的社会。但是，学校老师由在孩子身上偶然看到的淤青产生的家暴联想，将这个家庭推入了一场噩梦。有关当局开始质疑福音教派的父母对五个孩子严苛的抚养和管教方式，怀疑孩子可能受到虐待，决定以保护为由，将五个孩子托付给社会服务部门，其中包括一名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克里斯蒂安·蒙久否认他想借这部影片为保守派阵营辩护，也并不在意他的影片是否会引发围绕所谓觉醒主义的争论。他认为，电影就应该敢于冒险。 现年58岁的克里斯蒂安·蒙久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罗马尼亚时代长大，对共产政权以解放为名压迫人民的历史太过熟悉。他表示，他是在一个自认比人民自己更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的政权下长大。他以为这个时代已经随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而结束，但却发现，即使是在民主社会，即使是有着最美好的愿望，同样的情况仍然会发生。克里斯蒂安·蒙久的发言令人联想到近些年出现的围绕所谓觉醒主义或者政治正确的争议。尽管克里斯蒂安·蒙久并不认为他这次带来戛纳的影片是对当前进步主义思潮的批判，认为它是对当今社会日益极化现象的反思，但他也认为，激发对当今社会何以如此左右尖锐对立的讨论非常重要。他表示，人们有时不在理解，为什么如今我们如此难以接受一个可能彼此价值观不同的社会。…

法国Canal+电视台董事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Canal+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人士合作。话音刚落，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迅速壮大。 在戛纳，Canal+电视台总裁针对反博洛雷公开信签署者的言论引发了多位电影从业人员的强烈谴责，他们纷纷谴责Canal+电视台将他们列入“黑名单”。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并指出Canal+集团的主要股东文森特·博洛雷正试图通过收购UGC来巩固其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之后，法国Canal+电视台董事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Canal+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人士合作。 接下来，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Zapper Bolloré”声称获得了大量新的支持。 作为对Canal+总裁言论的直接回应， 5月18日星期一晚间，这个组织宣布在短短24小时内新增了651个签名，这样一来，上周发表在《解放报》上的这封公开信目前已获得超过1200名电影界人士的签名。 新签名的人士包括凭借《每分钟120击》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导演罗宾·坎皮略，以及因这部影片而声名鹊起的演员纳韦尔·佩雷斯·比斯卡亚特。 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反博洛雷组织强调，之前他们的声明仅针对“收购UGC”以及文森特·博洛雷的影响力，“并未牵连Canal+团队”。但Canal+董事会主席的言论恰恰“证实”了他们这些天表达的担忧。 Canal+仍然是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每年投资近1.7亿欧元，一些业内人士担心，部分签署反博洛雷公开信的人可能会逐渐被排除在某些项目或融资机会之外。 “黑名单”一词在戛纳电影节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女演员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告诉法新社： 你不能仅仅因为表达了集体担忧就害怕丢掉工作。…

5月的坎城，阳光明媚，海风和煦。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于上周盛大开幕，目前进程已过半。而在戛纳现场，一场艺术与政治之争再次扰动整个电影界，引发争议。 法国Canal+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届人士合作。这位名叫博洛雷的亿万富翁是Canal+电视台的主要股东，同时他本人的政治光谱属于极右翼。这件事之所以在戛纳引发争议，也是因为Canal+电视台是法国电影业最大的资金支持者。 为什么电影界人士要纷纷签署请愿书呢？ 这份请愿书于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上周一发布，由演员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和斯万·阿尔洛（Swann Arlaud）等约600人签署。请愿书谴责“极右翼势力通过博洛雷对电影行业日益加深的控制”。此前，博洛雷在出版界已遭到抵制，约200位在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出版作品的作者曾公开反对他，该出版社由他担任股东。 请愿书中写道：“如果让法国电影落入一位极右翼老板手中，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是电影内容趋于单一化，更是集体想象力遭到法西斯式控制。”签署者包括制片人、影院经营者、导演、技术人员和演员等业内人士。根据法新社获得的发言内容，萨阿达认为，这篇公开信实际上是在把Canal+团队称为“隐性法西斯主义者（crypto-fascistes）”。 对此，Canal+主席萨阿达周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的一场活动上公开回应 ，他说：“我认为这份请愿书对Canal+团队是不公正的。我们的团队一直努力维护Canal+的独立性，以及创作选择的多样性。因此，我本人不会再与这些签署请愿书的人合作，我也不希望Canal+再与他们合作。” 随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主席也出面斡旋，周一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以便重新展开对话，并称萨阿达的发言“不过是一时冲动下、未能妥善控制的反应”。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Canal+是法国电影融资体系的重要支柱。该集团每年向电影制作投入1.7亿欧元，并参与联合制作约一半在影院上映的法国电影。 这场风波很快也波及到了法国政坛，许多政治人士纷纷表态。法国左翼社会党第一书记福尔（Olivier…

文革开始六十周年纪念之际, 法广专访了著名法国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化学历史学博士潘鸣啸教授。潘鸣啸教授是当代中国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历史研究专家,并用中文和法文出版了其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该书反思知青上山下乡和其影响。 下面请听法广采访潘鸣啸先生，请他谈谈从学者和亲身经历的双重角度，对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思。 法广 :潘鸣啸先生您好 , 您曾经出版了《失落的一代》，关于中国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您为什么选择研究文革这段中国的历史呢？ 潘鸣啸 : 这本书实际上我是大概2004年出版了法文版，然后2009年、2010年份连续出版了中文版，先是繁体版和简体版。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因为我在法国算是老一辈，我是属于1968年的一代。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参加法国学生运动和在中国同时发生的红卫兵运动其实很不一样，但当时法国很多学生都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感兴趣。 虽然我不是毛派，因为我一直反对个人崇拜，另外一方面我对中国的文革好奇。因此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中文，当时在巴黎学习中文难，我决定去香港。 法广 : 在中国发生文革的那段时间，正好也是跟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那个时间大概重叠，您就对中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是吗？ 潘鸣啸 : 是啊，我觉得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有一点同样的造反情绪，所以我当然对中国特别感兴趣，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算是左派学生，大部分学生那个时候也是左派。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对苏联失望，觉得中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好奇。我不是毛派，只是觉得中国的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 法广 : 您从法国这边觉得中国文革跟苏联的革命运动，简单来说有什么不同呢？您当时的亲身感受？ 潘鸣啸 :当时我们已经觉得是苏联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官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革命的色彩，而且没有让普通百姓表达意见，社会控制厉害。 其实在中国是另外一种控制，这个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外面看,觉得只是看表面上是红卫兵的,非常自由的,还可以随便参，那个时候在苏联完全普通老百姓没法参与政治。 法广 : 后来您就自费到香港勤工俭学，去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潘鸣啸 :对，当然那个时候我宁愿去北京，可是就是因为文革没有恢复那些文化交流，所以我只能去香港。我去香港学国语，然后我真的是很快就学了这个最基本的中文普通话。 法广 :…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入选影片中，日本与西班牙可谓平分秋色——两国各有三部影片入围角逐金棕榈，成为本届影节最受关注的两大电影力量。 时隔25年，日本电影再次有三部作品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分别是是枝裕和执导的《再生家族》、滨口龙介的《突如其来》，以及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 其中，是枝裕和与滨口龙介早已是戛纳常客。八年前，两人曾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同时角逐金棕榈。最终，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摘得大奖，而滨口龙介的《夜以继日》则遗憾落败。今年，两人间的竞争再次上演。5月15日晚，滨口龙介率先携《突如其来》亮相戛纳红毯；而是枝裕和的新作《再生家族》则将在5月16日与观众见面。 相比之下，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则在竞赛第一天就和观众见了面。影片讲述一位在东京与台湾工作的离异建筑师尤里，前往日本乡间探望前嫂子由理子的故事。由理子生活在靠近军事基地的奈义乡村，日常广播中不断出现实弹演习的通知。影片以宁静自然风光为背景，通过两位女性平静克制的对话，展现人物内心的失落感，以及战争阴影如何悄然渗入日常生活。 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剧作家平田织佐的代表作《东京笔记》。放映结束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深田晃司表示，这部电影是他九年前便开始筹备的项目，能够在戛纳这个顶级舞台上映，让他十分欣慰。 不过，法国媒体对该片并不十分感冒。有评论认为，影片节奏偏缓，甚至称它“为主竞赛单元的开幕蒙上一层阴影”。虽然片长不到两小时，还不至于让人望而却步，但在令人失望的影片排行上，将它列位前五。 本届影节上与日本并驾齐驱的是近年来表现格外抢眼的西班牙电影。三部在西班牙本土拍摄的影片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这在西班牙电影史上也尚属首次。 阵容方面，可谓星光熠熠。首先是资深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新作《苦涩的圣诞节》，这是他第七次冲击金棕榈奖；其次是著名导演罗德里戈·索罗戈延执导的《所爱之人》；最后则是新锐导演组合哈维尔·卡尔沃与哈维尔·安布罗西联合执导的《黑球》。 在得知入围名单后，阿尔莫多瓦表示：“这是个好消息”，这位76岁的导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三部影片风格截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三代电影人。” 戛纳电影节总监蒂埃里·弗雷莫也指出，这说明“西班牙电影正在展现强大的创造活力”。 事实上，西班牙电影近年在国际影坛持续升温。去年，就已有两部西班牙影片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包括奥利弗·拉克斯执导的公路电影《穿越地狱之门》，以及卡拉·西蒙的自传题材影片《罗梅利亚》。…

第79届戛纳影节开幕后第一天放映的影片中，法国片引人瞩目，无论是凡桑·加兰克执导的《弃儿》（L'Abandon）还是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一个女人的生活》（La Vie d'une Femme），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细腻动人的故事。 2020年10月，在巴黎郊区凡尔赛一所中学执教的历史地理教师——塞缪尔·帕蒂被一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校门口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法国。五年半后，坐落在戛纳滨海大道的电影宫里，观众再次被这起谋杀案的故事所震撼，凡桑·加兰克在自己入选影节的作品《弃儿》中直面了这一事件。影片回顾了这名教师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天。在这十一天里，学生、学生家长、同事，乃至整个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将他抛弃。在这十一天里，唯有恐惧与他相伴。 影片的主演、饰演这位被骚扰跟踪老师的安托万·雷纳茨表示：“当看到这些事实，焦虑感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无需刻意渲染。越贴近现实，就越能看出事态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后结局的。他(帕蒂老师)能感觉到，有人一直在给他打电话。他身处在一个阴谋的核心。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 各种情感探索 所以，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体验到了恐惧、焦虑；在观看影片《女人的一生》中则感受到了爱与放手。这部由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影片入选主竞赛单元，在1小时40分钟的时间里，导演将镜头跟随由蕾雅·德吕盖饰演女主角——加布里埃尔·孔蒂的身上，对这位工作繁忙、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而言，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直到她遇到了弗里达（梅拉妮·蒂埃里饰），一位前来实习的年轻作家。两位女性彼此寻觅，最终相遇，她们之间展开了一段既出乎意料又充满激情的恋情，莉亚·德吕盖（Léa Drucker）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这段关系鲜活的生命力。 导演盛赞自己的主人公说“她具备我所需要的所有特质，权威、智慧、活力、幽默，以及探索感性、臣服和内心挣扎的能力。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但不仅如此，她还全心全意地为他人付出，或许也有些自私。一个复杂的角色，至少我希望如此。” 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私密故事，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凭借这部影片，导演执导的第二部长片便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杰出先驱 法国资深女编剧、导演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也在本次影节备受赞誉：金马车奖（Carrosse…

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日开幕，明星们和22部影片角逐金棕榈奖。这届电影节里几个比较明显的关切是： 世界纷争，意识形态纷争在电影作品里，在电影行业内引起的波澜。同时在新科技和新商业驱动力的影响下，戛纳电影节对具有独创冲击力的著作电影的扶持，对美国电影的接纳，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届电影节评委，英国编剧保罗·拉弗蒂谴责说，现在是“疯子领路”的时代。“我们目睹了如此多的系统性暴力，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所有这些可怕的冲突”。 他猛烈抨击今年缺席戛纳电影节的好莱坞。 从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到美国导演詹姆斯·格雷，再到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这届戛纳电影节将再次展现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我们这个时空里的各种电影。换句话说，作为现实生活的镜子，各种电影作品将在这次电影节上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纷争和冲突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昨天的开幕式颂扬电影是一种“抵抗行为”，它“超越文化”。 在电影宫的舞台上，美国演员简·方达说,电影始终是一种抵抗行为，因为我们讲述故事，而故事正是文明的基石。 在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评审团主席、韩国导演朴赞郁说道：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将艺术与政治割裂开来；想要将二者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概念。” 另外，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电影业本身也是冲突中的大世界里的一部分。4700多名欧洲电影界的专业人士和领军人物联署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说，“欧洲需要电影，电影需要欧洲”。对他们来说，电影是“欧洲民主跳动的心脏”。然而，“欧洲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正受到威胁”。所以，艺术家们正在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欧盟的“媒体计划”（MEDIA…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 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例如CNews）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2025年10月，维旺迪集团旗下的Canal+收购了UGC集团34%的股份，计划在2028年前逐步增持至100%。鉴于文森特·博洛雷已掌控Canal+、StudioCanal以及多家主流媒体，这次交易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担忧。 Canal+在法国电影融资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是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之一：对于许多制片人、发行商和放映商而言，如果没有Canal+的资金支持，几乎不可能为某些影片筹集到资金。 他们指出，通过此次收购，文森特·博洛雷“将能够掌控整个电影制作链，从融资到发行，涵盖小银幕和大银幕”。 公开信签署者们的担忧远不止于纯粹的经济问题。他们指责文森特·博洛雷通过其媒体和出版社推行反动且极右的“文明工程”。他们担心，从长远来看，这种媒体和文化权力的集中将直接影响作品的制作、投资和发行。 信中还提及了国民联盟的纲领，其中尤其包括对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和公共广播机构的挑战。签署者表达了他们对某些电影将无法获得资助的这种文化格局的担忧。 信中还强调了该行业普遍存在的经济依赖氛围。“如今，我们不同程度地依赖文森特·博洛雷的资金来开展项目和支付薪水，”作者写道，并呼吁集体“打破沉默”。 这场运动是经过导演、制片人、节目策划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几个星期的秘密讨论，逐渐成形的。他们对法国电影依赖Canal+ 感到担忧。公开信签署者团体在最近几个月里出现，原因是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控制媒体和视听领域造成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在地时间周二晚间将盛大开幕，届时，众多明星齐聚一堂，庆祝这一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节。 在开幕前刚刚过去的周日，位于法国度假胜地戛纳的电影宫（Palais des Festivals）的外墙上，工作人员已将巨幅官方海报挂好。和去年一样，影节的海报有两张，从不同角度展示的两位主角是美国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女性主义公路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的主演，吉娜·戴维斯和苏珊·萨兰登。 海报的这一选择遭到了致力于推动电影界多元化的女权主义团体“50/50”的批评。该团体认为，鉴于今年入围影节主单元竞赛的女性导演比例过低，22部竞赛影片中仅有5部，影节组委会此举有“女权主义洗白”之嫌。 由韩国导演朴赞郁担任主席的评审团预计将在今天抵达戛纳。作为最受瞩目的评委之一——美国影星黛米·摩尔将重返戛纳。此前，她主演的影片《物质》（The Substance）入围2024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凭借此片再次成为焦点。 创意 华裔制片人兼导演赵婷，自《无依之地》之后迅速崛起，也将担任本届电影节的评委。评委会将在下周六（5月23日）将包括金棕榈奖在内的各项奖项颁发给获奖者。 据戛纳市政府估计，影节期间将有近4万名持证观众和数万名游客前来观影。影节的游客占戛纳酒店年收入的20%，并带来超过2亿欧元的经济效益。 周二晚上举行的影节开幕式将由非洲裔法国女演员伊尔·哈达拉主持，届时将有众多明星出席。以执导《指环王》三部曲而闻名的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将作为荣誉嘉宾出席开幕式，并获颁荣誉金棕榈奖，以表彰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成就。 法国导演皮埃尔·萨尔瓦多执导、由皮奥·马尔迈和阿娜伊丝·德穆斯提埃主演的法国电影《电子维纳斯》（La Vénus électrique）将作为开幕影片放映。这部影片以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游乐场为背景，展现了幻觉的魅力。 主单元金棕榈奖的竞赛将自周三正式拉开帷幕，西班牙的佩德罗·阿莫多瓦、美国的詹姆斯·格雷和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等国际著名导演依次将踏上电影宫的红毯，介绍各自的最新作品。 四月份，在公布入选影片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戛纳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强调说：“电影界正处于一种令人惊叹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的状态。” 风暴 西班牙的哈维尔·巴登、美国的斯嘉丽·约翰逊、法国的蕾雅·赛杜和澳大利亚的凯特·布兰切特等国际著名影星都将出席，为本次戛纳影节增添一抹璀璨星光。…

1986年4月26日凌晨，一次原本例行的安全测试，在前苏联乌克兰北部的一座核电站内失控。四十年后，人类依然生活在那场爆炸的影响之中。 时间并没有将切尔诺贝利封存在历史里。它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从火焰与爆炸，变成尘埃、辐射、废墟，以及一种长期而隐蔽的环境和安全风险。而到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0周年前夕，这种风险再次被“唤醒”：设施老化、战火的威胁，无人机的爆炸穿透了那座本该封存灾难的巨大钢铁拱顶。切尔诺贝利，从未真正结束。 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前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反应堆在停堆过程中进行一次安全测试，1点23分，因操作失误和反应堆本身的设计缺陷导致反应堆发生剧烈爆炸。重达2000吨的反应堆顶部被掀开，大量放射性物质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连续的爆炸引发大火，将辐射粒子带入高空大气中。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是首个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列为第7级（特大）的事故，影响延续至今。 事故发生后，苏联当时领导层最初的反应不是疏散，而是对外隐瞒。距离核电站仅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市，近5万名居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度过了一整天。直到爆炸发生36小时后，撤离命令才终于下达。当局设立了半径10公里的隔离区，初步撤离了约4万9千人。隔离区之后扩大到30公里，另外又撤离了大约6万8千人。 莫斯科最初对外试图控制信息，但辐射并不受国界约束。数日之内，放射性云团飘向欧洲，多国监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实际上，距离1000英里远的瑞典福斯马克核电站发现核辐射异常后最初以为是本地出现了问题。他们追踪风向，报告了源头位置，直到爆炸发生的第三天，苏联在巨大的压力下才被迫对外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的爆炸，世界才逐渐意识到灾难的规模。 辐射污染跨越国界 爆炸释放出的放射性云层覆盖了苏联大部分地区。根据联合国数据，包括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在内，约60% 受到辐射尘污染，约有840万人受到辐射影响。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总辐射剂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 事故初期，消防员、被称为“清理人”的工人被派往现场，他们在缺乏防护的情况下扑灭火灾、清理废墟。许多人在短时间内遭受高剂量辐射，付出了生命代价。数十名工人和消防队员在爆炸发生后不久因急性辐射综合症死亡，更广泛的人群，则在之后的岁月中承受癌症风险上升、心理创伤以及社会迁徙的影响。…

美国为新一轮登月计划所做准备的“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当地时间4月1日傍晚在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点火升空。时隔五十多年之后，四名宇航员乘坐的飞船将像当年的“阿波罗8号”一样，围绕地球的卫星——月球进行大约十天的轨道飞行，但不会着陆。 尽管在升空前，美国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包括技术延误、预算压力以及测试进度的多次调整，但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是按部就班推进自己的登月计划。就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中国在2029年实现首位宇航员登月的目标，似乎比美国在2028年重返月球的目标更为现实。这是美国飞船升空前，法国费加罗报刊登文章的观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题为《新一轮登月竞赛：中国“龟”有望超越美国“兔”》的分析文章。 文章开篇写道，无需舍近求远，龟兔赛跑的寓言或许最能形象地诠释中美之间这场新的登月竞赛。中国扮演寓言中“乌龟”的角色，虽然起步较晚，但始终按部就班。自2000年初以来，中国一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朝着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稳步前进。中国政府显然将2029年10月1日这一时间节点铭记在心，因为这一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并在这场竞争中领先于那只在2017年悄然重启登月计划、试图甩开新对手的美国“兔子”。 文章指出，中美之间的这场竞争始于千禧年前后。自1999年起，在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框架下，科学家和官员就多次谈及登月这一远景目标。2005年，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就曾通过新华社表示，新计划将在“2017年左右”启动，并详细阐述了实施路径：首先发射轨道探测器进行探测，然后在2012年至2017年间开展无人登月，最后着手准备更长远的载人登月任务。这一思路后来也被写入《2011年中国航天活动白皮书》这份官方文件中。在此之前，两次嫦娥任务的探测器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成功发射并实现绕月飞行，为后续任务奠定了基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精神领袖 阿里·哈梅内伊 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中身亡，享年86岁。自1989年接替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哈梅内伊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伊朗权力体系的核心人物。他不仅决定着伊朗国内政治的走向，也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支持者眼中，他是捍卫伊斯兰共和国、抵抗西方压力的象征；而在批评者看来，他则是一位不断强化安全统治、压制政治自由的强硬领导人。他的去世，也意味着伊朗政治历史上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 伊朗权力结构的核心 在伊朗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职位不仅具有宗教权威，同时也拥有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最高领袖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任命司法系统负责人，控制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并通过各种机构对政府和议会拥有最终裁决权。 自1989年以来，哈梅内伊始终稳坐这一权力顶端。在德黑兰最隐秘的决策核心中，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虽然他有时允许有限的发展社会或政治空间，但只要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受到威胁，他便会迅速收紧政策，甚至推动激进而彻底的政治调整。 一位流亡法国的伊朗前议员曾这样形容哈梅内伊说：“在执政期间，哈梅内伊把头上的宗教头巾换成了军帽。”这句话反映了许多观察人士的判断：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宗教领袖也越来越依赖安全机构和军队来维持政权稳定，尤其是伊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革命卫队。 打造地区强国的战略 自掌权以来，哈梅内伊始终试图把伊朗塑造成能够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的地区强国。他的战略主要围绕两个核心目标展开：首先，是让伊朗具备核门槛国家的能力，从而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大的战略威慑力。其次，是通过建立所谓的“抵抗轴心”，扩大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这一由德黑兰支持的地区网络，包括黎巴嫩的 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门的 胡塞武装，以及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 等力量。 多年来，这一联盟成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投射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也使伊朗能够在多个冲突地区间接发挥作用。然而，在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以色列随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削弱甚至摧毁这一由伊朗支持的地区联盟。 几年之间，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受挫。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2024年12月，叙利亚总统 巴沙尔·阿萨德…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周六证实了在网上疯传了多天的消息，中国最高级别的将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与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同时被调查。张又侠落马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军委在任将军中第二位被免职的。路透社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高级别的军事领导层清洗，而目前北京正在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并试图进一步展现其实力。自11月20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谈后，张又侠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鉴于张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以及该委员会的工作对于指挥、解放军正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和态势的重要性，外国外交官和安全分析人士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虽然中国官方通告中没有列出张又侠和刘振立任何具体罪状，但在同一天《解放军报》上刊出的社论中提到；张又侠、刘振立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却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意味着什么？是他们“罪状”核心吗？ 本次节目请现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郑旭光谈谈他的看法。 郑旭光：这次张刘令人落马应该还是看后果，因为上一次（2025年10月17日）公布的苗华等九个上将被开除党籍被拿下，是让习近平的嫡系，即“福建帮”31军这波人——因为中间有五个上将（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秦树桐、王秀斌）都出身于31集团军——那就等于“习家军”受到了重创。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让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张又侠有点像林彪的权势了，没有制衡力量。习近平当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界，而且当时一些迹象也说明中间虽然是派系斗争，但张又侠这一派占了上风，这就让习近平在军中失去平衡力量了。 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 现在张又侠和刘振立又被打下去，就会带来两个显现的后果。一个就是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二十大中央军委，只剩下排名第一的习近平和最后一个张升民，而他们两个实际上都不是业务主官。习近平不用说，张升民实际上主要是政工干部，所以现在军委这一层就他们两个人，而且实际上军委里没有军事主官，张升民就是军事主官了。这样的话，客观上还会有一个态势，上将基本上被“扫荡”了一遍，那中将也都比较悬。这就给少将们和部分中将有了一个快速提升的机会，那军队可能会有一个大转变，军事冒险的可能性也是增加了。 未遂政变？…

丙午马年即将启幕。经历了前一年多线冲突叠加、制度性疲态显现的全球动荡之后，世界并未迎来真正的缓冲期，而是以更加密集、更加结构化的方式进入新的周期。战争的余波、选举的回潮、国际组织的裂解与重组、以及大型体育与文化事件的集中到来，使2026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度压缩的历史节奏。本期栏目，循着时间与议题的交错脉络，梳理这一年已然展开或即将发生的关键国际事件。 1月1日，欧洲货币体系迎来重要节点。保加利亚正式采用欧元，结束自1881年以来列弗作为本国流通货币的历史，成为欧元区第21个成员国。至此，欧元区成员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21个国家；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等4个微型国家在欧盟同意下使用欧元；科索沃和黑山则单方面采用欧元。丹麦虽参与汇率机制二期，却被豁免加入义务，而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瑞典与捷克仍承担未来加入欧元区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保加利亚早在2007年已加入欧盟，但出于保持财政灵活性、避免价格上涨以及应对腐败与法治问题的考量，其欧元进程长期停滞。2026年的转折，标志着欧元区在政治与象征层面的再次延伸。 几乎在同一时刻，欧洲的新年庆祝被悲剧打断。1月1日凌晨1时30分，瑞士瓦莱州滑雪胜地克朗-蒙塔纳的“星座”酒吧发生严重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当地重症监护资源迅速告急，伤者被转送至瑞士其他地区及部分临近的欧洲国家。调查认为，点燃的香槟烟火引燃天花板可能是起火原因，酒吧业主随即面临刑事调查。事件在欧洲社会引发关于公共安全与节庆文化的反思。 1月1日至6月30日，塞浦路斯共和国第二次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丹麦任期结束后，这个地中海岛国接手协调27国部长级机构的运作，主持立法谈判、预算审批及外交安全政策协调。六个月内，塞浦路斯将主办250余场会议，其中包括27场高级别会议和19次非正式部长会议。 以“一个自主的联盟，向世界开放”为口号，尼科斯·赫里斯托祖利季斯总统强调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涵盖安全与防务、竞争力、贸易开放、民主价值以及欧盟预算。援助乌克兰、落实《移民与庇护公约》及地中海移民议题亦被置于核心位置。 这一任期亦因塞浦路斯自身的分裂背景而更具象征意义。自1974年以来，该国仍处于部分被占状态，联合国斡旋的谈判在2025年日内瓦未取得突破。欧盟主席国身份，或使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地缘政治问题重新进入欧洲议程中心。…

今天是圣诞节，在中国全家团圆的日子是春节，在西方则是圣诞节。 每年一进入十二月，法国城市不论大小，主干道上都会陆续装点上了圣诞彩灯，街头巷尾的商家也争先涌后为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季节精心打扮，推出与众不同的商品， 很多家庭也不落人后的纷纷购买圣诞树、挂上装饰，广播、电视中圣诞歌曲的不绝于耳，孩子们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圣诞活动的同时，还写下自己的愿望清单，方便忙着为家人朋友挑选礼物的大人们不会买错……没错，圣诞节来了！这个看似温馨、充满礼物和笑声的节日其实有着一段极其复杂、跨越千年的历史，从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宗教节日，逐渐演变成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世俗节日。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讲圣诞节的前世今生。 圣诞节的起源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两千多年以前，去看看最初的圣诞节。 圣诞节，顾名思义是圣人诞生的节日，原本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举行的盛大庆祝节日。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耶稣究竟是哪天出生的，并没有被明确记载。根据零星史料推测，耶稣诞生大约在公元前5或6年，但具体日期无从考证。路加福音中只说了牧羊人收到天使的启示去看婴儿耶稣，却没有提到是哪一天。早期的基督徒更关心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所以复活节才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换句话说，在最初的基督教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圣诞节”这个概念。 那么，圣诞节为什么会定在今天——12月25日庆祝，而不是冬至那一天呢？这就要提到四世纪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在位期间皈依了基督教，他希望整个帝国的臣民都能接受自己的新信仰。于是，他选择了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这一天是根据公元前46年由尤利乌斯·凯撒制定的儒略历的冬至，并且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太阳节，一个国民非常熟悉的节日。在人们庆祝、纪念光明的回归。想象一下古罗马的夜晚：人们点燃篝火，围绕太阳的神像跳舞，唱歌祈福，庆祝光明回归。而君士坦丁将耶稣的诞生日与这个节日结合，让人们从崇拜太阳过渡到纪念耶稣，这一做法既聪明又充满政治智慧。 事实上，不仅罗马人如此，北欧的古代先民也在冬至前后庆祝光明的回归。他们点燃火把、跳舞歌唱、饮酒作乐，希望来年的丰收和光明。这些古老仪式的精神，被慢慢融入到后来的圣诞节当中。…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国际人权日特别节目。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联合国表示：今年人权日纪念活动旨在重新唤起公众对人权的关注，展现人权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人权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或一种抽象的理念，然而，它们其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所需。通过弥合人权原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我们期望提高人们的意识、增强公众信心并鼓励集体行动。在数字时代，如何根据时代特点来保护和捍卫人权，这是联合国关心的一个角度。今天和明天，在日内瓦威尔逊宫，围绕通过人工智能和创新推进人权， 联合国举办一个题为“赋能人权未来”的峰会。 利用人工智能和创新来推进人权， 首先要有一个尊重人权的人工智能基础建设。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具体地来看一下，从在数字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的层面，国际社会怎么样来打造和改善人权保护的基础建设。 首先要看到咱们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迅速、深刻的文明变革。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无论是获取信息、娱乐、消费还是工作， 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线互动。新冠疫情充分展现了数字服务的潜力，使人们能够继续互动交流。但关于这场转型带来的后果及其对人权的影响，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答。 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不可剥夺的。网络空间为人权的行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风险，以及权利之间新的关联和冲突。例如，通过移除网络有害内容（如仇恨言论）来维护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权利，可能会被视为干涉他人的言论自由。各国在制定数字政策时，需要考虑政策对人权的影响，以确保数字化转型始终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 数字空间为人们行使言论自由提供了更便捷、更快速、更大规模的途径，但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得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成为可能，从而加剧了隐私风险。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享有的权利，在网络世界中也必须得到保护。我们需要采取一种细致入微的数字政策，充分考虑各项权利之间的关联和冲突。 在弱势群体方面，数字技术为促进弱势群体、易受伤害群体或边缘化群体（包括儿童、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以及残疾人士）的社会融合提供了机遇。例如，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视障和听障学生参与传统的教育环境。然而，这些群体在数字环境中尤其脆弱，因为数字环境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可能滋生新的歧视形式或有害行为，例如网络欺凌。 在制定保障网络人权的措施时，这些措施就必须更加注重赋能社会所有成员，包括那些更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2025年，法国迎来了《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120周年。1905年12月9日，该法律正式颁布，规定国家不再拥有宗教，并确立国家的中立性，从而为公民平等提供了重要保障。至今，这部法律仍是法国世俗化原则的基石。 （本文数据和情况判断性用语均来自法国内政部） 宗教格局的变化 自1905年以来，法国社会经历了显著变化。如今宗教景观呈现三大趋势：自称无宗教的人数不断上升，即所谓“世俗化”现象；天主教在法国的影响力下降；非天主教的宗教持续发展与演变。目前，社会的多元化使“宗教”一词不再是单数形式。在此背景下，《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仍然是保障公民平等待遇的重要法律依据。 世俗化奖与120周年庆祝 为庆祝《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120周年，法国2025年设立了10万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奖励在教育和推广世俗化方面的项目。自2021年起，世俗化奖已表彰在地面实践和世俗化推广方面的行动。奖项旨在支持获奖者实施项目或提升其行动，同时表彰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积极推动世俗化的行动者。 今年的颁奖活动于2025年12月9日举行，即1905年法律的周年纪念日及全国世俗化日。奖项面向协会、学校、地方政府以及个人，凡有相关行动均可报名参加。 法国世俗化的历史沿革 1789年：法国大革命 在旧制度下，法国大部分人口为天主教徒。大革命深刻动摇了旧秩序，废除神权君主制成为世俗化的第一步。1791年法国宣布信仰自由，新教徒和犹太人成为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成员。 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10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其观点，包括宗教观点而受到骚扰，只要其表达不扰乱法律所建立的公共秩序。” 1801年：教务专约 为恢复宗教和平，拿破仑在1801年签署调和条约，规定法国与教廷的关系。天主教不再是官方宗教，但被认为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同时，教务专约确立四种受认可宗教：天主教、新教（1802年）、犹太教（1808年），并作为公共服务加以管理。 1881-1886年：费里与戈布莱法律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迈出了走向世俗化的第二步：1881年，公立学校免费，1882年，6至13岁儿童开始受到义务教育的保障。宗教教育被排除在课堂之外，代之以公民道德教育。此举标志着对学校内良心自由的法律保障首次确立。 1905年：教会与国家分离法…